陈默盯着电脑屏幕上“最终版V18”的广告方案，指尖的咖啡凉透了，胃里的灼烧感却越来越清晰——这是连续三天只睡八小时的代价。
35岁的广告创意总监，银行卡里的七位数存款、市中心能望见小蛮腰的公寓，还有微信里塞满的“总”字辈联系人，在外人眼里是“成功”的标配，只有他自己知道，那层刻意维持的“开朗”外壳下，是被中度抑郁症啃噬得千疮百孔的内核。
半年前拿到诊断书时，他笑着对医生说“我能扛”，转头就把药盒塞进抽屉最底层。
他继续在酒局上陪笑碰杯，在会议室里对着甲方的无理要求点头，像个精准运转的机器，直到上周六傍晚在超市乳制品区的崩溃——他盯着冷藏柜里的牛奶和酸奶，突然蹲在光可鉴人的地板上，肩膀控制不住地颤抖。
没有号啕大哭，只有无声的眼泪砸在地上，那一刻他终于承认：自己快要“死”在这座被霓虹和KPI绑架的城市里了。
接下来的七天，陈默做了一系列让所有人震惊的决定。
以低于市场价15万的价格速卖公寓，把开了三年的轿车转给发小，将办公室里象征“荣誉”的奖杯、证书一股脑扔进垃圾桶——那些曾让他引以为傲的物件，此刻只剩讽刺。
最后，他删掉了通讯录里除父母外的所有联系人，不是绝情，是怕自己回头。
搬家公司撤走的那天，空荡荡的公寓里只剩他和一个塞着换洗衣物、笔记本电脑的背包。
阳光斜切过落地窗，照在地板上的旧咖啡渍上，那是无数个熬夜的痕迹。
陈默没有回头，拉开门走进雨里，车库里停着他刚提的四驱越野车——这是他留给自己唯一的“退路”，却不知道终点在哪。
雨刮器来回摆动，模糊了身后越来越远的霓虹。
陈默在导航里敲下“向西”，没有具体目的地，只有一个念头：离广州越远越好。
车轮碾过湿漉漉的柏油路，发出“沙沙”的声响，他看着后视镜里逐渐缩小的广州塔，突然笑了，笑着笑着，眼泪混着雨水滑进衣领。
他不知道这趟“向西又向北”的旅途要走多久，更不知道能否找回丢失的生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