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拆迁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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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点没到,我就进了小会议室。

灯光白得刺眼,墙上的白板留着往日的记号,红蓝笔道像打过仗的地形线。

我把包放下,先看桌面:签到表、参会名单、议题清单,一样样摊开;再看墙面:昨天群里说好的“资料上墙”,还只有一张片区红线图吊在钉子上,纸角翘起。

  党政办的小姑娘抱着一摞文件匆匆进来,我拦住她:“把签到表换成分栏的,单位、姓名、职务、联系方式、是否授权。

开发商来的要带法务,村里来的要带授权委托书。

没有授权,会上只能发言,不能代表签署意向。”

  她“哦”了一声,我补了一句:“记得摆两支不同色的印泥,拍照留存。

照片发我,我打包。”

  这些话我说得自然,像在说吃饭时要多拿两双筷子。

我知道,程序是刀,第一刀要快、要准、要无声。

  人陆续到了。

广兴地产那辆黑越野的“刘总”先来,衬衫白得发亮,身后跟着一个戴金边眼镜的法务,手里拎着文件袋。

几个村书记也进来了,脸上是风吹出来的红,脚上泥没擦干净。

杨家的人来得最多,杨国强走在前头,身后跟着两个中年男人,气势像进自家堂屋。

  副书记主持,照例寒暄:“今天是工作协调,不是争论会,大家以大局为重,讲原则、讲办法、讲时间节点。”

这是好听话,也是上保险的话。

讲原则不讲数字,讲办法不讲责任,讲时间节点不讲谁来担。

  我坐在靠墙的末位,面前摊着小本子,笔尖按在纸上没动。

我今天是“旁听”,旁听的意思是我在场,但按规矩不该开口。

不开口,不代表不工作。

我的工作,是让每一句话都有出处、有归属、有温度。

温度太高会起火,太低就结冰,我得把温度调在能流动的位置。

  “先讲征地。”

副书记翻着纸,“分两块:一是片区一的签约停滞,二是青苗补偿标准争议。

请征补办汇报。”

  征补办的小伙子怯怯地站起来,声音发干:“片区一,累计签约百分之五十七,卡在杨家这边;青苗补偿,按区里的统一标准走,但群众还有意见。”

  “群众”两个字说出来,屋里的人微微动了一下。

广兴的刘总把杯盖揭开,茶香重得有点甜,他笑:“我们理解群众工作难,愿意在奖励上体现诚意,比如签约期缩短,额外给一点‘感谢费’。”

  我在心里把“感谢费”三个字划掉,换成两个字:风险。

钱一旦被叫做“感谢”,性质就模糊。

模糊意味着既像合法又像不合法,事后追责,谁都能说你不对。

  杨国强不看刘总,只盯着副书记:“我们村里不是不讲理,是标准变来变去,我们怕吃亏。

去年说一万五,今年说一万八,明年是不是两万?

你们给个准话。”

  “准话”这两个字抛出来,是在逼主持人表态。

凡是要“准话”的场合,准话都不宜给,因为一给就会被拿在手里当锤子用。

副书记咳了一声,顺着台本往下走:“标准按政策,政策公开公示,不搞一刀切。”

  杨家带来的中年男人往前坐了半寸:“不搞一刀切,那我们可以单独谈?”

  屋里轻微乱了一秒,有人低声笑。

单独谈,就是想要个“例外”。

例外这种东西,一旦有了,就会像带鱼一样从一个盘子里串到另一个盘子里,尾巴拍得餐桌都湿。

  我把笔尖轻轻点了一下纸面,然后抬手示意党政办把录音打开。

话说到这一步,录音就不是礼貌,而是必要。

以后我要用这段音轨把今天的空气压缩成文字。

  刘总把笑收了点:“我们公司态度明确,按政策执行,政策之外的,我们无权承诺。”

  他把“无权”放得很重。

我能听出来,这不是给我们听的,是给他背后的法务风控听的。

每个商人有两张脸,一张是进门前的笑脸,一张是回公司后的表格。

表格会问:今天有没有承诺过超范围的条款?

有无风险点?

他现在在给自己填“无”。

  副书记点点头:“今天我们只做两件事:一是统一口径,二是明确时间表。

杨书记,你们村的代表今天带授权书了吗?”

  杨国强嘴角抽了一下:“带了。”

他把一沓纸拍在桌上。

我看过去,授权书抬头写得不规范,落款有好几种不同签名,有的像画了个圈。

我心里有数:这些纸不是今天早上才急着补,就是压根就没按格式来过。

没关系,今天是机会,我要把格式统一。

  “那好。”

副书记瞟了我一眼,“李明杰同志会后把授权复印、留存,建立一村一档。

没有授权的,今天只记发言,不作决定依据。”

  他把刀递了过来。

我接刀,刀把是热的。

  讨论开始往数字上靠,空气一下子变黏。

数字是这类会最容易掉进的坑。

坑的形状叫“人情”,坑底垫着“先例”。

有人说:“上次片区二给到过一万八,再加青苗三千。”

有人说:“我们这块地更好,应该再加三百。”

又有人提醒:“区里的标准是区里的,镇里可以协调。”

一张嘴,能把一个表格说得像棉花。

  我知道,不能让话题在空中飘。

飘着飘着就成了会后各说各的。

我要把它落地,落到三个点上:谁、什么时候、按什么。

除此之外,不碰数字,不做承诺。

  我举手,声音压在喉咙深处:“我提个程序建议。

今天先把‘谁能代表谁’确认清楚,把‘按什么政策’确认清楚,把‘时间表’确认清楚。

数字只引用现行文件,不创造新的口径。

会后我出一个‘会后要点’,大家对着签一个‘谈话确认’,谁说了什么,谁确认,对不对?”

  屋里安静了两秒。

有人在心里骂我官腔,我听得见。

但我知道,今天这口气不能换。

你要是跟他们在数字上扯,扯一天也扯不出个“对”的有限***;但你把“谁、按什么、何时”钉住了,回头谁要是改口,就先撞到自己的签字上。

  杨国强抬了一下下巴:“按文件,我们也同意。

你把文件拿出来给我们看看。”

  我冲党政办点点头,小姑娘立刻把打印出来的区片综合地价与青苗补偿的两份文件摆上桌。

我用指尖划着条款念:“签约奖励仅在公示期内有效;超期不享受奖励;个案报批的条件是——”我念得不快不慢,不是为了教育谁,是为了让“录音”有清楚的锚点。

将来文字里要贴这几句。

  门外传来脚步声,包厢门被推开,赵继林进来了。

他扫一眼就坐下,脸上没表情:“继续。”

  屋里的椅子微微往前挪了一寸。

主持人变了,气口也要变。

副书记把材料推到一边,笑:“请书记指导。”

  赵继林“嗯”了一声,看向我:“小李,县里把你派来,是来协调推进的,不是来念文件的。

群众有意见,要想办法解决。

开发商也是我们的合作方,要会同。”

他说“会同”两个字的时候,我留意到刘总眼皮动了一下——“会同”意味着共同承担,但在商人的字典里,它更像一道把锅切开的刀。

  我把笔扣在本子上,面上笑:“书记,我的想法是先把口径统一。

今天把‘谁能代表谁’‘按什么政策’‘时间表’三件事锁住,会后我出要点,大家签个确认。

明天开始逐户走,先从最有希望签的那几户带动,先易后难。”

  他看着我,半秒钟的沉默:“可以。

口径就按今天念过的文件走。

签约奖励,要体现诚意,但不突破政策。”

他说着话,突然转了个弯,“具体怎么推进,你跟着副书记干,遇到问题先跟他汇报。

不要搞意外情况。”

  “不要搞意外情况。”

这句话淡淡地落在桌面上,像把一包盐撒进清汤。

桌上所有人都明白,今天如果有人敢当场拍板承诺什么,那就叫意外,意外都是个人责任。

可同样,出了问题,谁跑得快,谁就不在意外之内。

赵继林把边界划完,顺手又把锅往我这边推了半寸:“推进由你协调,出问题先找你。”

  我笑着点了点头:“明白。”

  他把杯子放下:“那就这样。

下午西点前,把今天的口径形成文字,发我看。

对外一律按照办公室发布的口径。”

说完,他站起来,“后面你们接着开。”

  门帘落下的一瞬间,屋里几个人同时出气。

刘总把茶盖重新扣上,杨国强互相看了一眼,像赢了一小局。

我把笔翻过来,把今天的核心词写在纸上:口径、时间、留痕、签名。

  会后对接,比会上更累。

  我先把授权书一份份翻看,能用的放左边,不规范的放右边,空白的首接压在最下面。

党政办的小姑娘问我:“右边这些怎么办?”

  我说:“模板发给他们,今天补不完的,下午两点前送到镇里。

送不来的,明天开会别安排他们说话。”

她点头,眼神里有点亮。

她是聪明人,聪明人喜欢清楚的规则,因为清楚的规则让她有机会掌控一部分秩序。

  我又让人把会场从三个角度拍成全景、特写、参会表。

把墙上那张红线图压平,又找了条订书针把边角订实,免得明天有人说“图不清楚”。

这些都是小动作,动作小,效果不小。

  杨国强靠过来:“小李,按政策我们不反对,但村里要个‘态度’,大家心里才平衡。

你也懂,这年头,不讲点情份,不好办。”

  我看着他的眼睛:“讲情份肯定要讲,但情份的边界在政策里。

你们村如果能拿出十户第一批签约,我帮你争取在公示期内把附属设施的清点优先排。

先把路修到,谁都好下脚。”

我故意没提数字。

我给的是秩序,不是钱。

  他眯了一下眼睛,点点头:“行。

你话我记下了。”

  我握着笔,心里把这句“记下了”划了两笔。

人情就算留,也要留在能兑现、能解释、能回头查得到的地方。

附属设施清点优先,这种承诺不花钱,落地快,群众能看见,开发商也乐意,因为施工方便。

  回到办公室,我开始写“会后要点”。

  标题我没用“会议纪要”,用了“会后要点(内部流转)”。

格式按照镇里的习惯,但我在每一条后面加了“确认栏”,空出三行:分管领导、责任单位、承办人。

最关键的几句我按今天的录音摘出来,放上“按现行政策、不突破、不溯及既往奖励仅在公示期内有效个案报批条件为……”这些话,不是我发明的,是今天众人“听过”的。

我只负责把它“看得见”。

  我把打印件拿给副书记:“请您把关一下口径,晚上我出电子版,发您和书记。”

  他翻了两页,抬起眼看我:“你这写得太细了。

会后要点,简单一点,不要把谁谁谁的责任写进去。”

  “不是写进去,”我笑,“是‘确认’进去。

签名只是一个动作,动作的意义是‘大家看过一遍’。

万一哪天有人说‘没这样说过’,我好拿出纸。”

  他盯了我两秒,没有接话。

我顺势把另一页递过去:“另外,这是‘谈话确认’的模板。

刚才发言比较多,说得快,我会按录音整理出每位代表的重点观点,给他们逐一确认,签个名。

大家都轻松,谁也不吃亏。”

  他的手指在纸边上敲了一下:“别把场面做僵了。”

  “不会。

只在屋里转,不往外发。”

我说。

  他慢慢点头:“行。

你把这个口径先发我邮箱,我改两处词。”

  我知道,他要把“责任签名”这种刺眼的词换成“对接确认”。

词一换,意思没变,锋利度柔了一层,外人看见也不至于刺眼。

我给他这个空间,他也给了我往下做的空间。

这就够了。

  下午两点,村里的授权书陆续补来。

广兴的法务也把公司的授权和法务意见交来,附带一张明细:他们可以接受的时间安排、可配合的施工顺序、不能触碰的红线。

我把那张纸单独装进一个透明袋,写上“风控口径”。

这西个字写出来,我自己看着都觉得稳当。

  三点半,我带着两个人去了片区一的杨家祠堂。

门前晒着谷,空气里是晒谷的香味。

祠堂里摆着八仙桌,头面上放着一碗清茶。

杨家的老人坐在太师椅上,眼神不冷不热,看我们坐哪里。

  “我们今天不谈数字。”

我开门见山,“只做三件事:确认代表、确认政策、确认时间表。

确认完了,明天开始按这个表执行。”

  年轻人们不太耐烦,老人咳了一声,大家都安静了。

我把三张表摆出来:授权、政策要点、时间表。

每一张都有空白签名栏。

我用平稳的声音重复会议里的那几句“按现行政策奖励只在公示期内个案报批的条件”,然后问:“这些话,大家有没有听清楚?”

  有人点头。

我拿出录音笔,放在桌上:“我读一遍,你们听一遍,有问题现在提,没问题就签个名字。

签名只是确认‘听过’。”

  杨国强在旁边看着,笑了笑:“你们县里来的,还是会说话。”

说话好不好,是其次,关键是姿态。

姿态不硬,程序就能走。

程序走起来,数字才有着力的地方。

  我第一份“谈话确认”拿到手的时候,心里松了一点。

这不是胜利,是把今天的空气装进瓶子里,拧上盖。

以后谁要打开,也得站在我给他的瓶口前。

  晚上七点,我把“会后要点(内部流转)”发给了副书记和办公室主任,抄送书记。

标题下面第一行写:“今日协调会仅统一口径与时间表,不触及政策外承诺;对外口径由办公室统一发布。”

末尾附了三张图片:参会人员墙上照片、签名区特写、红线图。

图片不清晰地把每一张脸都放进画里,但又不至于清楚到让人害怕。

我知道尺度。

  十分钟后,书记的头像在邮件里显示“己读”。

又过了五分钟,办公室主任给我发了一条短消息:“可以。

注意口径不外传。”

  紧接着,副书记打电话来,声音平静:“要点我看了。

两处词我替你换了。

还有,书记刚才在常委群里提了一句‘推进责任由李明杰同志协调’。

你心里有数。”

  “明白。”

我说。

  挂了电话,我坐在窗边抽了一支烟。

烟雾从灯泡的热里绕过去,像一条细细的绳。

我知道,赵继林在把我往前推。

他推我,是要看我走在前面的样子,也要看别人打我时的角度。

他需要一个可以挡一阵风的人,最好风过之后,人也就不挡了。

  但我不是来当风挡的。

我是来收风的。

风到我这里,得被装进瓶子里,拧上盖,写上标签,搁在架子上。

我不怕风,我怕的是没有架子。

  九点多,杨国强给我发来一段语音:“我们那边有几户还在犹豫,明天你来一趟。”

他刻意用了“你”。

不是“你们镇里”,不是“你们政府”,而是“你”。

这是另一个姿态。

姿态比嘴上的礼貌更有分量。

  我回了两个字:“明天。”

  手机又震了一下,是广兴法务发来的微信:“今天‘会后要点’我们看到了。

感谢。

我们内部也按这个口径走。”

他发了个握手。

  我没回表情,回了两个字:“互相。”

互相这两个字,就是边界:你不把我当靠山,我也不做你的挡箭牌;我们都把字写在纸上。

  十点,项目推进群里有人冒泡:“听说明天区里要来督导?”

我没接话,关了手机。

我不急着追问。

有没有督导,不重要。

重要的是,明天的会谁来汇报,谁来总结,谁来发纪要。

  我知道,总结权,是一场会的灵魂。

谁拿走最后一句话,谁就写下了这场会的历史。

历史是可以被写的,先写的那一份,后来的人只会改两个词,改不掉骨头。

  我盯着窗外的黑,心里把明天的顺序排了一遍:会前十分钟,把“会后要点”打印两份,一份给副书记,一份给办公室主任;会上,我不抢话,只在最后一分钟提“补充一点”——强调“按今天的口径推进”;会后,抢在所有人之前,把纪要的骨架发给办公室主任——谁谁谁汇报了什么、统一了什么、明确了时间表,不点名、不扣帽子,只有动作。

动作一旦被写下来,谁都难改。

  把这些想清楚,我才觉得心里那块硬石头落下去了一点。

我拉开抽屉,把白天装好的“谈话确认”压在最深处。

纸张的边缘顶着木板,给我一个扎实的触感。

  灯灭了,窗外的路灯像一枚钉子钉在夜里。

我在黑里睁着眼睛,心里又把今天倒拷了一遍:签到、授权、录音、照片、要点、签名。

每一个动作都不是为了显摆,是为了把我的位置从“风里的人”变成“收风的人”。

只有收风的人,明天才有资格去抢最后那一句话。

  我对自己说:明天抢总结权。

不为了出风头,只为了把刀放在我能伸手到的地方。

刀不在手,心就乱。

心乱的时候,人就会说错一句话。

官场上,错的一句,比对的一百句更响。

  夜很深了。

我突然想到一个细节:下午祠堂里,杨家那个年轻人签字的时候,笔尖抖了一下。

抖不是因为怕,是因为想。

他在想签下去之后能换到什么。

人的手抖,背后是心。

心要么被数字抓住,要么被秩序安抚。

我给他的不是数字,是秩序。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对的,但我知道,这是我能给的。

  想到这儿,我睡了。

梦里也在排会的顺序。

醒来的时候,天还没亮,我在脑子里把第一句话预演了一遍:“我补充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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