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七月七日。绿皮火车在铁轨上发出规律的哐当声，

车厢里混杂着汗味与劣质烟草的气息。我的手指收紧，

指腹下的旧车票已经因为汗湿而变得柔软。票根的边缘起了毛，上面的油墨字迹也有些模糊。

我的心脏在胸腔里剧烈地跳动，每一次撞击都沉重而清晰。今天是我和陈望约定的日子。

整整十年。为了这一天，我拒绝了城里所有上门提亲的人。我从纺织厂最普通的纺纱女工，

一点点熬成了市立医院的护士长。我只是想堂堂正正地回去，站在他面前。

车轮碾过铁轨接缝，车厢随之晃动。我的思绪也被这晃动带回了十年前的白杨村。

那个穿着白衬衫的青年，身上总带着一股淡淡的草药清香。他是村里的赤脚医生，清瘦，

一双手却很稳。他为我治疗胃病时，温和的话语驱散了我初到乡下的所有不安。

离别的前一晚，月光透过老槐树的叶隙洒下斑驳的光点。“不写信，也不见面。

”“我们给彼此十年时间。”“十年后的今天，如果我没娶，你没嫁，

我们就在这棵树下重逢。”这是他和我的约定。一个疯狂又决绝的约定。

我的唇角不自觉地向上扬起。十年了，我守住了。火车突然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

随之而来的是剧烈的震动。车厢里的人们东倒西歪，惊呼声四起。几秒后，

火车彻底停了下来，死寂笼罩了整个车厢。广播里传来断断续续的电流声，接着是一个女声。

“各位旅客请注意，前方线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正在紧急抢修，通车时间待定。

”“通车时间待定。”这几个字钻进我的耳朵，我全身的血液瞬间凝固。我的手腕上，

一块小巧的银色手表正在走动。分针每一次微小的跳动，都割在我的心上。我不能迟到。

我绝不能是迟到的那一个。时间在焦灼的等待中被无限拉长。车窗外的天色从明亮转为昏黄，

又渐渐被暮色吞噬。整整六个小时。当火车终于再次启动，缓缓驶入青山县站台时，

夜幕已经降临。我抓起自己的小包，第一个冲下火车。

我不顾一切地朝着记忆中的汽车站跑去。“去白杨村的末班车呢？

”售票窗口里的大姐打了个哈欠，懒洋洋地回答。“早走了，天都黑透了。

”我的心彻底沉了下去。我环顾四周，

看到角落里一个男人正靠着一辆破旧的二八大杠自行车抽烟。那是一辆邮差才会骑的自行车。

我快步走过去，用近乎恳求的口吻开口。“同志，我租你的车行吗？我有急事要去白杨村。

”男人吐出一口烟圈，上下打量着我。“去白杨村？那可是几十里山路，天这么黑，

你一个女同志……”“我加钱。”我从口袋里掏出所有的钱，一把塞进男人手里。

那是我大半个月的工资。男人掂了掂手里的钱，不再多话。“车是你的了。

”我跨上那辆比我还高的自行车，车身晃了晃，我咬牙稳住，朝着记忆中的山路奋力蹬去。

没有路灯，只有天上一弯残月。山路崎岖不平，石子硌得车轮咯咯作响。

我不知道自己摔了多少跤，膝盖和手肘***辣地疼。新买的连衣裙被划破，蹭满了泥土。

我毫不在意。我只知道，必须快一点，再快一点。陈望，你一定要在。你一定要等我。

当那棵巨大、熟悉的槐树轮廓出现在视线尽头时，我的眼眶瞬间湿润。我到了。

我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冲到树下，扔掉自行车。双腿一软，

我整个人连滚带爬地扑到粗糙的树干前。我扶着树干，大口喘着气，

朝着寂静的夜色嘶声呼喊。“陈望！”“陈望！我回来了！”回答我的，

只有穿过树叶的夜风，还有不知疲倦的虫鸣。树下，空空荡荡。他没来。又或者，他来过，

已经走了。我身体里的所有力气都被抽干了。我靠着树干滑坐下去，

十年来的所有坚持与期盼，在这一刻，碎成了一个笑话。我靠着粗糙的树干滑坐下去，

身体里的所有力气都被抽干了。我瘫坐在树下，夜风吹干了脸上的泥痕，

却吹不干新涌出的眼泪。泪水无声地滑落，滴进尘土里。我不甘心。他怎么会骗我。

也许他只是有事耽搁了，也许是村里有急诊病人。他一定会来的。我告诉自己。

我就这么固执地等着，从深夜等到天边泛起鱼肚白。村里的公鸡开始打鸣，一声接着一声。

身体冻得僵硬，连指尖都失去了知觉。心，也跟着一点点凉透。他没有出现。

那个支撑了我整整十年的信念，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天色大亮，晨光穿透槐树的枝叶，

在我身上投下破碎的光斑。绝望中，我伸出手，用冻得发麻的指腹去抚摸粗糙的树干。

我想找到十年前他们一起刻下的那个心形图案。树皮经过十年的风吹日晒，变得更加粗粝，

图案的轮廓已经模糊不清。我用手指一遍遍地描摹着那颗心的形状，

沉浸在无法自拔的悲伤里。我的指尖滑过心形图案的另一侧。那里有一些更浅的划痕，

被新生的树皮与潮湿的青苔覆盖着，触感略有不同。

可我全部的心神都放在了那个褪色的心形上，完全没有分出精力去探究那是什么。

一阵脚步声由远及近，踩在泥土路上，发出噗噗的声响。一个挎着篮子的大婶走了过来，

准备下地干活。她路过树下，停住脚步，盯着我看了半天。“哎呀，你不是……林知青吗？

”我缓缓抬起头，认出那是住在村东头的李大婶。“李大婶。

”我的嗓子因为一夜未眠而沙哑干涩。“真是你啊！你咋回来了？穿得这么……这是摔跤了？

”李大婶热情地打量着我，又看看我一身的泥土和破损的裙子。我扯动了一下僵硬的脸颊，

挤不出一个笑。“我……路过，顺便回来看看。”我扶着树干，艰难地站起身，双腿发麻，

一个踉跄。“我就是想问问……村里的陈望医生，他……”听到这个名字，

李大婶的脸上立刻堆满了笑，那是一种与有荣焉的骄傲。“哦，陈望啊，他出息了！

”李大婶的嗓门很大，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地砸进我的耳朵里。“早就考上医学院，

毕业后就分到县医院了！现在是县医院的大医生了！我们村里出去的第一个大学生，厉害吧！

”我的心脏被一只无形的手捏紧。李大婶还在兴致勃勃地说着。“那可不！

听说好多人给他提亲，城里的大干部都想招他当女婿呢！”“城里的大干部。

”“好多人提亲。”这些字眼变成了一把把尖锐的刀子，一刀一刀，刺得我体无完肤。

原来是这样。十年过去，他早已不是那个穿着白衬衫的赤脚医生，

我也不是那个需要他照顾的病弱女知青。他们之间隔着的，是县城和村庄的距离，

是大学生和纺织女工的身份。他没有忘记这个约定。他只是，不再需要这个约定了。

我们早已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我脑子里只剩下这句话。李大婶还在絮絮叨叨地说着什么，

但我一个字也听不见了。我站直了身体，抬手，轻轻拍掉裙子上的尘土，动作缓慢又认真。

我对着这棵老槐树，也对着自己荒唐又可笑的十年青春，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我转过身。

身后是李大婶诧异的呼喊。“哎，林知青，你这就要走啊？不进村坐坐？

”我一步也没有停顿，更没有回头。我骑上那辆破旧的自行车，沿着来时的路，

离开了白杨村。回到城里，一切都恢复了原样。那个一直追求我的病人又来了。他叫周建军，

是厂长的儿子，每次来医院复查，都会给我带各种时髦的零嘴。这一次，

他看到我膝盖和手肘上的伤，紧张地追问。我只是平静地告诉他，自己不小心摔了一跤。

周建军看着我，忽然开口。“林静，嫁给我吧。”我看着他真诚又急切的脸。

我想起了白杨村的老槐树，想起了那个没有等到的人，想起了李大婶口中“城里的大干部”。

一阵巨大的疲惫感席卷了我。我累了。我不想再等了。“好。”我听见自己说。

我的婚礼办得很体面。周建军是厂长的儿子，他给了我那个年代所有女人都羡慕的一切。

三转一响，崭新的红双喜脸盆，还有一场摆了二十桌的酒席。席间，他端着酒杯，

小心翼翼地护在我身边。“累不累？”他问。“要不要先回去歇着？”我摇摇头，

端起自己面前的橘子汽水，对着来敬酒的亲戚露出一个标准的微笑。“没事，客人还在。

”我成了一名称职的妻子。我为周建军洗手作羹汤，为他生儿育女，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后来，我又评上了护士长，成了医院里人人尊敬的林老师。我的生活被工作与家庭填满，

像一台上了发条的钟，精准地走着每一分每一秒。我告诉自己，这就是生活，这才是最安稳，

最正确的选择。白杨村，老槐树，还有那个穿着白衬衫的青年，

都被我打包锁进了记忆最深的角落。我给那个箱子上了锁，把钥匙扔进了时间的洪流里。

只是偶尔，在寂静的深夜，我会从梦中惊醒。梦里没有具体的情节，

只有一棵巨大槐树的轮廓，和一个模糊的、带着草药清香的背影。每次醒来，

枕边都有一片湿凉。丈夫周建军已经在我身旁睡熟，呼吸均匀。我便睁着眼，看着天花板，

直到窗外透进第一缕晨光。几十年光阴弹指而过。回城的知青们偶尔会组织聚会，

我很少参加。但关于陈望的消息，还是会零零星星地，通过各种渠道传进我的耳朵。

一次在医院食堂，我遇到了一个当年一同下乡的女知青，我因为阑尾炎住了院。“林静，

你可真是越来越有气质了。”我热情地拉着我坐下。“哪有，都老了。”“哎，你听说了吗？

白杨村的那个陈望，现在可是青山县医院的副院长了，有名的外科专家。

”我搅动着碗里饭菜的动作停顿了一下。“是吗。他出息了。”“可不是嘛！

我们那一批人里，就他混得最好。不过也怪，条件这么好，听说到现在还是一个人。

”女知青压低了些许音量。“有人说他眼光太高，城里干部的女儿都看不上。也有人说，

他就是个工作狂，一辈子打算跟手术刀过了。”我放下筷子，端起饭碗喝了一口汤，

温热的液体滑过喉咙。我扯出一个笑容。“那都是人家的事了。

”或许他心里也住着一个求而不得的人吧。但那个人，绝不会是我这个早就被他抛在脑后，

嫁作他人妇的乡下丫头。这个念头闪过，我的心里泛起一丝连自己都无法分辨的酸楚。

我很快将这丝情绪压了下去。与我无关。四十年的岁月，足以让青丝变成白发，

也足以让刻骨的记忆覆上厚厚的尘埃。丈夫周建军三年前因病去世了。他走的时候很安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