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白色的，不是那种刺眼的、冷冰冰的白，而是像晒过的棉被，带着阳光和消毒水混合的气味。
她是一名护士，每天清晨六点准时起床，把长发盘成一个一丝不苟的髻，再用发卡固定住每一根不听话的碎发。
我常常趴在床上，迷迷糊糊地看着她在镜子前整理衣领，把护士服的每一道褶皱抚平。
“小满，手。”
她总是这样叫我，声音很轻，却不容拒绝。
我伸出沾满蜡笔屑的手指，她便用酒精棉片细细擦拭我的每一道指缝。
她的手很凉，指腹却有一层薄薄的茧，那是常年戴橡胶手套留下的痕迹。
“白色是最容易脏的颜色。”
某个下雨的傍晚，我看着她用力刷洗我染上草莓汁的校服衬衫，突然说道。
母亲的手停顿了一下，肥皂泡顺着她泛红的指节滑落。
她没有抬头，只是低声说：“脏了，就洗干净。”
那时候我不懂，为什么她的声音听起来那么疲惫。
首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那天她刚结束一场十六个小时的连班，抢救了三个病人，却没能救回第西个。
---父亲是蓝色的，像他工具箱里那把用得最久的扳手，沉默、可靠，却带着磨损的痕迹。
他在机械厂工作，每天回家时，工装裤上总沾着机油和金属碎屑。
我特别喜欢蹲在旁边看他修东西——吱呀作响的椅子、漏水的龙头、我摔坏的玩具车——他的手指粗粝，动作却很灵巧，仿佛那些复杂的零件在他手里会自动归位。
“爸爸，你怎么什么都会修？”
有一次，我仰着脸问他。
他笑了笑，眼角挤出几道皱纹：“因为坏掉的东西，总得有人修。”
我以为他是万能的，首到那个冬天。
那天下着雪，我放学回家时，看见父亲站在巷子口，和一个瘸腿的老人说话。
老人手里拎着一双破旧的皮鞋，父亲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钞票，塞进他手里。
老人推拒着，父亲却执意要给，最后几乎是硬塞进他的衣兜。
回家的路上，我问他：“爸爸，那是谁？”
他沉默了很久，才说：“张叔。
他的腿……是在爸爸厂里没的。”
雪落在他的肩膀上，没有融化。
---外婆是枣红色的，像她柜子里那件穿了十几年的对襟褂子，鲜艳褪成了暗沉，却依然固执地保持着原本的轮廓。
她和我们住在一起，睡在朝北的小房间里，窗台上永远晾着陈皮和柿饼。
别的老太太喜欢聚在巷口晒太阳、嚼舌根，外婆却总是坐在屋里绣花。
老花镜滑到鼻尖，银针在发间轻轻一蹭，再穿过绷紧的绸缎。
“囡囡，看好了。”
她捏着绣绷，手指像枯枝，却稳得出奇，“下针要准，起针要狠，中间这段最忌犹豫。”
我坐在小板凳上，看着她绣出一朵又一朵花。
那时候我以为她只是在教我做针线，很多年后，当我在手术台上第一次执刀，手抖得几乎握不住器械时，突然想起她的话——“线断了就打个结，绣品反面谁看得见呢？”
---八岁的我，天真地以为世界就是这样简单——白色是温柔，蓝色是沉默，枣红色是固执。
首到那个下午。
楼下搬来了新邻居，一个总穿着领口歪斜睡衣的女人，嘴角常沾着瓜子壳。
她家里总是传来男人的骂声和孩子的哭声，空气里飘着廉价雪花膏和尿骚味的混合气息。
外婆让我送一碗腌梅子过去。
女人开门时，锁骨处露出一道月牙形的疤。
“谢谢呀，小妹妹。”
她弯腰接过碗，指甲油剥落得像枯萎的花瓣。
回家后，我翻出图画本，却不知道该用什么颜色画她。
铅笔尖在纸上悬了很久，最后折断在纯白的纸面上。
那天晚上，我问外婆：“她为什么总是一个人？”
外婆正在剥豆子，手指停顿了一下：“她男人打她。”
“那她为什么不走？”
外婆叹了口气，把豆子扔进碗里，发出清脆的声响：“女人有时候……没地方可去。”
八岁的我还不懂这句话的重量，却莫名感到一阵难过。
那天夜里，我第一次梦见世界不是由颜色组成的——所有人都变成了模糊的影子，而我站在中间，手里握着一把沾满颜料的刷子，却不知道该往哪里涂。
---第二天清晨，母亲值完夜班回来，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
她脱下护士服，上面沾着一道刺目的血迹。
“妈妈……”我怯生生地叫她。
她蹲下来抱住我，消毒水的气味里混着眼泪的咸涩。
后来我才知道，她没能救回一个和我同龄的小女孩。
那天，我第一次意识到——“白色会被染红，蓝色会生锈，而枣红色，终究会褪成灰。”
世界从来不是我想象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