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蒙蒙亮，像一块尚未洗净的旧布，灰白里渗着夜残留的墨痕。炳叔躺在硬板床上，
眼睛是睁开的，映着窗纸外那点混沌的微光。他并未刻意早起，只是整夜睁着眼睛，
仿佛这漫长十年来，他的身体早已忘记了该如何在黑夜深处真正沉睡。
床板在他翻身时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如同他体内某根朽坏已久的骨头在摩擦。
他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房门，清冽的空气像冷水泼面。院角鸡棚里，
那只芦花大公鸡被这轻微的动静惊醒，抖擞精神，昂起脖颈，对着这将明未明的天色，
拉长了调子：“咯——咯——咯——咯……”声音又长又响，刺破了村中最后的寂静。
炳叔脚步顿了顿，朝那团灰蒙蒙的鸡影望了一眼，脸上没什么表情，却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着那畜生：“笑什么笑，没用的东西。”声音低沉，却字字清晰，
带着一种积年累月沉淀下来的厌倦。他今年五十一了。十年光阴像一把钝刀，
把他从老伴刚走时那个暴躁绝望的酒鬼，慢慢磨成了如今这副沉默枯槁的模样。
他膝下儿女一双，儿子二十八，女儿二十五，都还没成家。儿子像断线的风筝，
飘去南方打工，多年杳无音信。女儿不同，在一家国企里谋了个稳当的差事，
每月薪水像涓涓细流，竟也积攒了起来。今天他要去赶集，更重要的，
是取回女儿寄来的五万块钱。那数目沉甸甸地压在他心上，
也压得电话线那头女儿的声音微微发颤：“爹，钱收到了吧？……把咱家那老屋翻修翻修吧，
您住着也安心些。”女儿的声音，隔了千山万水传来，依旧带着水乡特有的温软，
却像一把钥匙，“咔哒”一声捅开了他锈死多年的心门。一股滚烫猛地涌上喉头，
堵塞了呼吸，眼泪和鼻涕不受控制地混在一起淌下来。他死死攥着那冰凉的塑料听筒，
指甲抠得生疼，对着话筒，喉咙里哽咽得几乎发不出声：“闺女……爹……爹对不住你啊！
……还是……还是闺女好！”这声“闺女好”像一根针，扎破了记忆鼓胀的气泡。
在他这代人浸透骨髓的念头里，儿子才是顶门的梁、传代的种。为了儿子能念好书，
将来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他几十年如一日，像一头不知疲倦的老牛，
在村前村后贫瘠的田地里摸爬滚打，汗水砸进土里，换来的每一分钱都恨不能掰开揉碎，
全数塞进儿子的书包和口袋。至于女儿，他心底那本老黄历上写得分明：终究是别人家的人，
读不读书，有什么要紧？泼出去的水罢了。偏偏儿子不争气。
书上的字在他眼里像爬动的蚂蚁，嚼不烂，咽不下。初中还没混到头，心就野了，
像被南方的风勾了魂，一心只想冲出这穷山沟，去看外面那个传说中花花绿绿的世界。
初中刚毕业，翅膀还没硬，竟敢背着他，偷偷从朋友那儿东挪西借凑了盘缠，
头也不回地跟着人潮涌向了广东。儿子的背影消失在村口尘土里的那一刻，
炳叔觉得支撑自己活着的柱子轰然倒塌。他心灰意冷，像一截被雷劈焦的木头，
对什么都提不起劲儿。田地荒芜了，杂草在昔日精心侍弄的田垄间疯长。
他终日抱着那劣质的烈酒瓶，仿佛只有那烧灼喉咙的液体，
才能暂时麻痹心口那个巨大的空洞。女儿那时成绩好，眼巴巴望着书本，
他却狠心撕碎了她的课本，硬生生把她从学校拽回了家。老伴的心疼和愤怒像烧开的水，
一次次翻滚沸腾，吵闹过几回，终究敌不过他的执拗和绝望。在一个同样灰蒙蒙的清晨，
老伴的哭声戛然而止，她喝下了那瓶刺鼻的农药，先走了一步，把无边的死寂和沉重的罪责，
永远地留给了他。老伴走后，小小的女儿像一只受惊的雏鸟，被她姑姑带走了。偌大的家，
只剩下炳叔一个人，形单影只地活着。日子变得粘稠而漫长，太阳每天升起又落下，
在他眼里不过是墙上光影的一次次挪移。这孤苦伶仃的岁月里，
他心底深处却始终藏着一星不肯熄灭的微光——那是关于儿子的幻想。他固执地盼着，
盼着某一天，村口尘土飞扬处，会驶来一辆锃亮的小汽车，儿子西装革履，
满面红光地走下来，风风光光地为他养老送终，让他在四邻八舍面前挺直一回佝偻的脊梁。
然而这微弱的念想，在年复一年的杳无音信中日渐飘摇。
他开始向村里那些同样在外打工的年轻人打听。得到的消息总是影影绰绰，如同水中的月亮，
一碰就碎。“好像……在深圳哪个厂见过？”“龙华那边？有点印象，
不过那都是三四个月前了。”“虎门？对对，虎门车站边上，
像是有这么个人……”每一次捕捉到那一点点模糊的影子，炳叔都像抓住救命稻草，
总要千恩万谢地托付：“要是见着了，千万给捎句话，就说……就说家里好，
让他常回来看看爹……”时光冷酷，毫不停留。许多年过去了。最终踏进这个破败院门的，
不是他朝思暮想的儿子，而是那个被他亲手推开、早已长成大姑娘的女儿。
女儿考上了上海的复旦大学，临行前回来看看。她站在低矮的门槛外，怯生生地，
带着点生疏，又带着点无法割舍的依恋，轻轻唤了一声：“爹。”那一声“爹”，
像一股陌生的暖流，猝不及防地冲垮了他用冷漠和麻木筑起的堤坝。
一股酸涩的热浪直冲眼眶，两行浑浊的老泪毫无征兆地滚落下来，砸在脚下的泥地上。
他别过脸，不敢再看女儿那酷似她娘的眼睛。再后来，峰回路转般的，
儿子竟托人捎了信回来，说是春节要回家，还要带媳妇回来成亲！那时女儿刚大学毕业，
在武汉的国企里站稳了脚跟。接到这个天大的喜讯，炳叔枯死的心仿佛瞬间被浇灌活了。
他兴奋得像个毛头小子，不顾年岁已高，竟甩开双腿，一路奔跑着冲向二十里外的集镇，
只为抢在邮局下班前，用那部黑色的摇把电话，把声音送到武汉去。
他对着话筒大声喊：“闺女！你哥要回来了！带媳妇！结婚！……请假！
一定请假回家过年啊！”声音激动得变了调，震得话筒嗡嗡作响。那一刻，
他笃信儿子在外多年的沉默，必定是卧薪尝胆，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他仿佛已经看到了崭新的屋瓦、热闹的宴席、儿孙绕膝的晚年。
他积攒了一辈子的劳苦和委屈，似乎终于等到了熬出头的这一天。命运的耳光，
总是抽在最猝不及防的时刻。那个寒风凛冽的春节，他翘首以盼的儿子，终于出现在村口。
没有锃亮的汽车，没有簇新的西装，更没有他想象中的媳妇。只有一个人，
一个衣衫单薄、形容落魄的人，带着满身风尘和挥之不去的烟味。更让炳叔如坠冰窟的是，
儿子连家门都没进踏实，那双混浊的眼睛滴溜溜转了一圈，打量过依旧破败的屋宇后，
便理所当然地向他伸出了手：“爸，给点钱。回来的路费还是跟朋友借的。
”空气瞬间凝固了。炳叔脸上的笑意像被冻住的冰，一点点碎裂、剥落。
他死死盯着眼前这张既熟悉又无比陌生的脸，
试图从中找出哪怕一丝一毫当年那个少年的影子。没有，什么都没有。
只有被生活磨砺出的粗粝和市侩。一股冰冷的绝望像毒蛇，顺着脊椎迅速爬遍全身，
啃噬着他最后一点热气。父子俩就这样在冰冷的堂屋里对峙着，
时间仿佛被拉长成了凝固的胶质。墙上老式挂钟的滴答声，一下下敲打在死寂的空气里，
如同丧钟。足足一刻钟，谁也没有说话，只有眼神在无声地交锋、撕裂。终于，
炳叔干裂的嘴唇极其缓慢地翕动了一下，从喉咙深处，艰难地挤压出一个字，
带着铁锈般的血腥气：“滚！”这个字，耗尽了他残存的最后一丝力气，
也彻底斩断了他维系半生的幻想。儿子愣了一下，随即脸上掠过一丝恼羞成怒的扭曲，
连一句辩解或争吵都没有，猛地转身，像躲避瘟疫一样，飞快地消失在门外寒冷的暮色里，
快得无影无踪。而躲在灶房柴禾堆后面偷看的女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