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我那铺着记忆棉床垫的床，身下是硬邦邦的木板，硌得尾椎骨发麻。
鼻尖钻进一股怪味，像劣质香粉混着隔夜的酒气，还有点若有若无的霉味——这味道太陌生了，陌生得让我头皮发紧。
“醒了？”
旁边传来个女声，懒洋洋的，带着点刻薄，“还以为要装死到什么时候，妈妈说再不动弹，就把你丢去喂狗。”
我费力地掀开眼皮，首先看见的是对面姑娘涂得鲜红的指甲，正有一下没一下地刮着茶盏边缘，发出刺耳的“沙沙”声。
她的发髻歪歪扭扭，插着支掉了珠花的银钗，脸上的脂粉厚得能掉下渣来，可那双眼睛亮得很，像淬了毒的玻璃珠子。
“这是哪儿？”
我的嗓子干得像被砂纸磨过，声音细弱得不像自己的。
姑娘嗤笑一声，放下茶盏：“烟雨楼。
怎么，被你爹娘用三升米换了身契，转天就忘了？”
爹娘？
三升米？
身契？
这几个词像冰雹似的砸进我脑子里，嗡嗡作响。
我记得昨天晚上，我还躺在客厅的地毯上，跟我妈抢最后一口芒果冰沙，我爸举着手机拍我们，说要发家庭群里留证据。
空调风凉丝丝的，电视里在放古装剧，演到官府抄家，我还跟我妈吐槽“这剧情也太扯了，哪有人真把闺女往火坑里推”。
可现在，我身上穿着件灰扑扑的粗布裙，袖口磨得发亮，手腕上还有道浅浅的勒痕。
对面铜镜里映出张陌生的脸，下巴尖得能戳人，眼睛倒是挺大，就是眼下乌青一片，像只被雨淋湿的小野猫。
“你骗人。”
我猛地坐起来，木板床发出“吱呀”的惨叫，“我爸妈不会卖我，他们昨天还说……说什么？
说你是他们的心肝宝贝？”
红指甲姑娘打断我，往地上啐了口，“宝贝能换三升米？
能让你爹拿着钱去赌坊翻本？
小丫头片子，别活在梦里了。”
我盯着铜镜里的自己，手指抚过脸颊，触感是真实的，粗糙的，带着点没洗干净的泥。
这不是梦。
那个会把剥好的石榴籽塞进我嘴里的妈妈，那个出差回来总不忘给我带特产的爸爸，己经不在了。
心口像被什么东西攥住了，疼得我喘不过气。
“我要回家。”
我跌跌撞撞地想下床，脚刚沾地就软了，差点摔在地上。
红指甲姑娘一把拉住我，力气大得惊人：“老实点！
楼下正在盘查，要是被官差看出你不对劲，咱们都得倒霉。”
官差？
盘查？
我这才听见楼下传来的动静，有男人的呵斥声，有桌椅被撞翻的脆响，还有女人压抑的啜泣。
透过雕花窗棂往下看，青石板路上站着几个穿皂衣的汉子，腰间挂着刀，正把一个穿锦袍的男人往马车上推。
那男人挣扎着，脖子上青筋暴起，嘴里骂骂咧咧的，什么“赵珩小儿不得好死”。
赵珩？
这名字好耳熟，总觉得在哪听过。
“他们在抓谁？”
我问红指甲姑娘。
“谁知道呢，”她往窗外瞥了一眼，眼神里闪过一丝紧张，“前儿起就不对劲，天天有人来查，说是要找什么‘通敌的证据’。
咱们这烟雨楼，藏污纳垢的，指不定就藏着什么大人物呢。”
藏污纳垢。
这词像针似的扎进我心里。
我想起我房间里的香薰机，总飘着白桃乌龙的味道；想起我爸擦得锃亮的鱼缸，里面的金鱼尾巴像纱裙；想起我妈种在阳台的多肉，胖乎乎的，淋了雨就透亮。
那些干净的、温暖的、带着甜味的日子，好像隔着一层毛玻璃，看得见轮廓，却摸不着了。
傍晚的时候，妈妈来了。
不是我妈，是烟雨楼的妈妈，一个满脸横肉的中年女人，脖子上挂着串沉甸甸的金珠子，走路时“哗啦哗啦”响。
她捏着我的下巴左右看了看，眉头皱得像个疙瘩：“瘦得跟猴似的，也不知李屠户怎么想的，三升米买个赔钱货。”
李屠户？
是我这具身体的爹？
“妈妈，这丫头昨天还犟得很，今天倒老实了。”
红指甲姑娘在一旁搭话，脸上堆着笑，跟刚才判若两人。
“老实？”
妈妈松开手，往我身上啐了口，“到了这儿，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
今晚起跟着学学弹唱，要是学不会，就把你那点肉割下来喂狗！”
我吓得浑身发抖，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不敢掉下来。
在现代，我掉颗眼泪我妈都得哄半天，可在这里，眼泪大概比白开水还不值钱。
红指甲姑娘拉着我去后院学弹唱，路过厨房时，看见几个丫头蹲在地上，围着个豁口的碗，里面盛着点黑乎乎的东西，像是野菜煮的粥。
她们用破木勺舀着，吃得狼吞虎咽，连掉在地上的渣都捡起来塞嘴里。
“快走吧，看什么看。”
红指甲姑娘拽了我一把，“再晚了，妈妈又要骂人了。”
“她们……不饿吗？”
我看着那碗野菜粥，胃里一阵翻腾。
我家冰箱里永远有蛋糕、水果、酸奶，我妈总说“别挑食”，可这里的人，连口热乎的都吃不上。
“饿？”
她冷笑一声，“能活着就不错了。
前儿东头的小翠，就是因为偷吃了块客人剩下的糕点，被妈妈打断了腿，扔去乱葬岗了。”
我的心猛地一沉。
原来“活着”这两个字，在这里需要用“不错了”来形容。
学弹唱的日子比我想象中难。
那把琵琶重得像块石头，琴弦勒得指尖生疼，没两天就磨出了水泡，破了，结了痂，碰一下钻心地疼。
教曲子的是个瞎眼的老妇人，脾气暴躁得很，稍有不对就用拐杖打我的手背，骂我“蠢货榆木疙瘩”。
红指甲姑娘比我学得快，她说是以前在家学过。
有天晚上，她偷偷塞给我块东西，用油纸包着，硬邦邦的。
“什么啊？”
我剥开油纸，一股麦香混着点霉味飘了出来，是块杂面馒头。
“我攒的，”她压低声音，“你再不吃点东西，真要被打死了。”
我捏着那块馒头，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砸在馒头上，洇出个小小的湿痕。
“哭什么，”她拍了拍我的背，动作有点生硬，“等过阵子风头过了，说不定能遇上个好人家，赎你出去。”
好人家？
我想起那个被官差抓走的锦袍男人，想起妈妈脖子上的金珠子，想起老妇人拐杖下的疼。
这世道里，真的有“好人家”吗？
变故发生在第七天夜里。
我正趴在桌上练曲子，忽然听见前院传来“轰隆”一声巨响，像是什么东西炸了。
紧接着是尖叫、哭喊、刀剑碰撞的脆响，乱成一团。
“怎么了？”
我吓得躲到桌子底下，浑身发抖。
红指甲姑娘脸色惨白，抓起我的手就往后门跑：“快跑！
官兵来了！
他们说咱们这儿藏着反贼！”
反贼？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只能被她拽着跑。
后门的锁早就被人砸开了，外面一片漆黑，只有远处的火光映红了半边天。
巷子里挤满了人，都是烟雨楼的姑娘和伙计，跌跌撞撞地跑着，像一群受惊的羊。
“往这边！”
红指甲姑娘拉着我拐进一条更窄的巷子，墙根下堆着些烂菜叶，臭烘烘的。
我们刚躲进一个废弃的柴房，就听见外面传来马蹄声和呵斥声：“都给我站住！
跑什么跑！”
我捂住嘴，不敢喘气，心脏跳得像要炸开。
红指甲姑娘紧紧攥着我的手，她的手心全是汗，凉得像冰。
不知过了多久，外面的动静渐渐小了。
红指甲姑娘探头看了看，松了口气：“好像走了。”
我跟着她钻出来，巷子里一片狼藉，散落着鞋子、珠钗，还有几滴暗红的血。
烟雨楼的方向火光冲天，映得云彩都红了，像块烧红的铁。
“完了，”红指甲姑娘瘫坐在地上，声音发颤，“烟雨楼没了，咱们……咱们怎么办啊？”
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我看着那片火光，忽然想起我家小区的路灯，晚上亮堂堂的，能看清地上的蚂蚁。
而这里的光，带着烟味和焦味，像要把人吞噬。
第二天一早，我们被官差找到了。
所有从烟雨楼跑出来的人都被赶到了一块空地上，男的捆成一串，女的蹲在地上，像待宰的牲口。
妈妈也在里面，金珠子不见了，头发乱糟糟的，脸上还有道血痕，再也没了往日的嚣张。
一个穿铠甲的官差站在高台上，手里拿着张纸，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烟雨楼窝藏反贼，勾结敌国，现己查封。
所有涉案人等，男的充军，女的……”他顿了顿，声音冷得像冰，“发往教坊司，或卖为哑奴。”
哑奴？
我猛地抬头，看见两个官差正拿着把生锈的刀，拉着个哭哭啼啼的姑娘往旁边走。
那姑娘拼命挣扎，嘴里喊着“我不是反贼”，可没人理她。
“不要！
我不要当哑奴！”
红指甲姑娘忽然尖叫起来，朝着高台磕头，“大人！
我们是被胁迫的！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啊！”
没人理她。
官差们开始清点人数，一个个地登记，像在数猪羊。
轮到我的时候，那个登记的小吏抬头看了我一眼，撇撇嘴：“又是个瘦的，卖不了几个钱。”
我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委屈。
我明明什么都没做，为什么要被割掉舌头？
为什么要被卖掉？
在我的世界里，做错事才会受惩罚，可这里，活着本身就是错。
就在这时，妈妈忽然爬起来，朝着高台旁边的一顶轿子扑过去，死死抓住轿夫的腿：“赵将军！
赵将军救救我们！
我们知道错了！
我们再也不敢了！
求您给条活路啊！”
轿子的帘子被风吹起一角，我看见里面坐着个男人，穿着青灰色的袍子，侧脸线条冷硬，下颌线绷得紧紧的，眼神像结了冰的湖面。
是他？
赵珩？
妈妈还在哭喊，说愿意把所有的钱都交出来，只求将军府能收留她们这些“干净”的人，做牛做马都行。
轿子里的人没说话。
风吹起他的衣袍，露出腰间的玉佩，在阳光下闪着冷光。
周围的官差想把妈妈拉开，却被他抬手制止了。
他的声音透过帘子传出来，不高，却带着股说不出的威严：“查清楚，没首接涉案的，送将军府当杂役。”
妈妈愣住了，随即疯了一样磕头：“谢将军！
谢将军！”
我也愣住了。
看着那顶轿子，看着那个模糊的侧脸，忽然觉得，这世道好像比我想象中更奇怪。
有人会为了三升米卖女儿，有人会为了活命磕头如捣蒜，还有人，一句话就能决定一群人的生死。
被送去将军府的路上，红指甲姑娘悄悄对我说：“听说这位赵将军，是当今皇子跟前的红人，手段狠得很，当年在漠北打仗，一个人砍了二十多个脑袋呢。”
我摸着自己的舌头，还在，没被割掉。
手心的水泡破了，结了层薄薄的痂，有点痒。
也许，活着真的是偷来的日子。
可这偷来的日子，到底是甜的，还是苦的？
我舔了舔嘴唇，尝到点咸涩的味道，像蜜渍过的黄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