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北方一座并不起眼的小城，具体名字就不提了。那时是1980年，
我的母亲在当地一家国营纺织厂上班，父亲则在一所中学教政治课。家里兄妹三人，
我排行最小，上面还有大我两岁的姐姐和大我五岁的哥哥。我们家的住房狭窄而破旧，
水泥地面上常年落满了灰尘，厨房里摆着用煤球烧火的炉子，
青砖砌出的炉壁永远泛着黑灰色。可在当时，这样的条件已经算不错了。四合院式的老房子，
院里住着四五户人家，每户都差不多大小，门前总是支着一口水缸，
水面上漂浮着几片用来灭蚊虫的樟脑丸，散发出淡淡的气味。我那时候刚上小学一年级，
每天天蒙蒙亮，就要爬起来梳洗，然后走十几分钟到学校去。小城街道狭窄，
路上跑的车不多，更多的则是自行车、三轮车，偶尔能看到几辆公共汽车时，
总会引起一阵喧哗。父亲有一辆“永久”牌自行车，这是全家最珍贵的“大件儿”之一。
星期天我们走亲戚时，或者母亲得去趟医院看病，都是父亲驮着母亲，后座再捎着我或姐姐，
哥哥太高，只能跟在一旁骑他那辆旧的“飞鸽”少年车，车铃一按，就像某种乐器似的，
叮当声一直回荡在胡同深处。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进这片被灰尘覆盖的小城。
母亲常感慨，自己刚进厂那会儿，还要用票证买粮食、买布，如今肉票、布票虽然还在，
但似乎也有了更多“变通”的余地。厂里做纺织，可是母亲每个月分到的布料并不多，
更多时间里，她还会担心那个老掉牙的织布机是不是会突然卡住不动，耽误了全车间的产量。
父亲是个性情有点古板的人，他会定时定点地把家里的收音机打开，
听新闻里播报外面的大事。可那时候，对于我来说，新闻联播里的那些术语还太陌生，
我更在意的是能不能在晚饭后跑出去和邻居的孩子们玩跳皮筋，
或是去街头的小卖部拿一毛钱买颗水果糖。我们小学那会儿没有漂亮的教学楼，
一排平房就是整个校园。操场更是简陋，跑道只有半圈，一下雨就会积满了泥浆，
晴天刮风又会漫天扬尘。学校门口总会挂着标语或宣传画，比如“努力学习，
天天向上”“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之类。但即便条件艰苦，
我们这群孩子依旧能在课间追跑打闹，玩纸折的纸飞机，或是凑在一起交换小人书。
那种单纯的快乐，很难再重现。大约在我读小学三年级那年，
家里第一次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其实那是一台“牡丹”牌二手货，屏幕并不大，
但通上电之后，灰白色的画面中会出现断断续续的影像。偶尔收不到信号，
父亲就用一根竹竿捅捅房顶的天线。那种兴奋劲儿，像极了我第一次吃到糖葫芦时的心情。
当时一到晚上六七点，家里就挤满了街坊邻居来看电视，
尤其是那时候播放的经典戏曲或是香港电视剧，比如《霍元甲》《陈真》，
都会引来全院子的大人小孩。房间不大，空气里满是喧闹声和汗味，
窗户上的玻璃都蒙上一层雾气，可是人人都看得津津有味。没有人抱怨环境嘈杂，
因为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能看电视已是极大的享受。
父亲偶尔也会叮嘱我说：“看电视可以，但别耽误了功课。”我点头答应，
却并不是特别在意。那时的语文课本里，已经出现了诸如鲁迅、冰心的文章，
还有一些外国作家的选段，如《安徒生童话》。姐姐常常借同学的课外书给我看，
比如《少年文艺》《儿童时代》，我也会兴致勃勃地翻看，
每每看到精彩之处就记在自己的小本子上。
我们家里唯一的书柜里放着父亲在大学时买下的《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
再加上一些政治类读物和文学选集。每次我有了不认识的字，父亲就让我翻字典，久而久之，
学习竟也变得像做手工一样有趣。哥哥李伟比我大五岁，但我们感情很好。我在小学的时候，
他已经在读初中。那时候初中生早晨要上早自习，他往往还没等我起床就走了。
可哥哥很懂事，会在晚饭后抓紧时间用我上小学的课本考我生字、背诵课文。
有一次我背得不熟练，他就瞪着我说：“你再不好好读书，长大了就只能在街上跑腿儿！
你看那些收破烂的，多辛苦？”我被他说得有些委屈，但也知道哥哥是好心。后来才发现，
哥哥自己也在偷偷努力，他经常周末去旧书摊翻各种教辅资料，或是借来高中课本自学，
说自己想考个重点高中，将来再考大学，去到更大的城市看一看。母亲是一个很坚韧的女人。
她在厂里做纺织，工作强度大，每天从早到晚在轰隆隆的机器声中度过。
回到家还要做饭、洗衣，给我们缝补衣裳。有一回我看见母亲做家务累得直不起腰，
就问她：“妈，你不累吗？”母亲笑着说：“能给你们撑起这个家，累也值得呀。
”那时候我并不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只是能感受到母爱如同那盏昏黄的台灯，虽然光线不强，
却一直温暖着我们兄妹三人。那时的生活其实并不富裕，
但能挣工分或有个稳定工作的工人家庭，起码日子有盼头。街上也开始出现一些个体户，
卖蔬菜水果或做小吃生意。对那会儿的大多数人而言，下海经商还只是一个模糊的新概念。
家里的亲戚曾有人“下海”去广州做服装生意，回来时拎了一堆稀奇古怪的东西，
有牛仔裤、录音机，还有一副太阳镜。母亲看得惊叹不已，又嘟囔着：“不知道能不能持久，
咱还是老实上班稳当。”父亲也附和说：“先看看国家政策走向，别冒险。
”我小学四年级那个暑假，因为考了不错的成绩，父亲带我去市里最大的公园玩。
那座公园在过去十来年间一直破败不堪，直到80年代中期，才由政府出资翻修，
新增了假山、水榭和小游乐场。那天我第一次坐了园里的小火车，虽然轨道只有短短一圈，
但对我来说却是天大的乐趣。车厢摇摇晃晃，耳边是孩子们的尖叫与欢笑，风灌进车窗，
让我感觉自己像飞起来一样。回来的路上，父亲还给我买了一根五分钱的冰棍，
那甜丝丝的凉意让我记住了整个夏天的味道。路过一家百货大楼时，
我惊喜地发现里面居然有大屏幕彩色电视在播放录像带，穿着喇叭裤的年轻人正跳着霹雳舞，
动作花哨得令人眼花缭乱，引得围观者不断拍手叫好。父亲在一旁笑说：“你看，
现在的年轻人真会玩儿啊。”80年代中后期，城里有些家庭已经装上了电话，
但更多的人家还需要跑到邮局或单位的总机那里去接打电话。
所以家家户户之间有什么重要消息，常常是写信或者捎口信。我的大舅还住在农村老家，
每次他们写信来，信封上都印着邮政的红色图案，里面的内容却往往只有寥寥几行，
问候彼此身体是否安康。父亲会将信件给我们几个孩子读，
然后我们一块儿商量着给大舅回信，汇报家里的近况。这种温情，在今天看来充满了年代感，
却饱含着真挚的人情味儿。那个时候娱乐活动不多，大家都乐于互相串门。
尤其在夏日的夜晚，小院子里摆上几把竹椅，邻居们一起摇着蒲扇聊天，谈论厂里的新变化，
或者街上最新的见闻。有时候还会搬一台小电视放在院中，一群孩子围坐在地上，
看《西游记》或者《射雕英雄传》的连播，手里拿着父母给的几角钱，
等待吆喝着卖冰棍的小贩进来。偶尔夜里停电，更是一种别样的喧闹——大人们点起蜡烛，
小孩们提着手电筒追逐打闹，院里显得黑漆漆又充满了生机。
母亲会趁此机会坐在凉床上纳鞋底，脸上带着恬淡的微笑。等我小学毕业的时候，
父母在多方托人、走关系之后，终于把我送进了城里一所中学，据说教学质量很好。那年，
我刚满十二岁，哥哥读高中，姐姐则在另一所职高学会计。我们三个人每天清晨从家里出发，
分别走向不同的学校，只有晚上才能聚在一起吃饭。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
学习压力开始增大，可我也逐渐学会了独立。父亲常拿我和哥哥做比较，
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哥将来想考大学，你也要好好学，不能落后。
”我对大学的概念还很模糊，只觉得那是一个离我很远的事情。
但看着哥哥每天伏案背书的模样，我也有些紧张，生怕自己跟不上时代的脚步。
中学里开始流行听收音机和卡带。很多男生喜欢偷偷带着随身听，
里面播放的是邓丽君、费翔或其他港台歌星的歌曲。课间操的时候，
还有人会在操场上学着电视里霹雳舞的动作，引来哄笑和喝彩。学校里已经出现了小卖部，
能买到雪糕和各种花花绿绿的零食，比如虾条、咪咪干脆面，还有香甜的糖果。对我们来说，
这就是幸福的味道。偶尔周末去新华书店转转，攒足了零花钱，
能买到一本杂志或一盒空白录音带，心里会兴奋上好几天。
